攻心联研究

'攻心'联研究

作者:罗开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提要：成都武侯祠的'攻心'联在释读和研究上还存在分岐，本文分析了该联的写作背景，介绍了从正面肯定诸葛亮功绩的释读，着重指出联文中'不审势'主要指蜀汉集团始终坚持的'兴复汉室'的国策，'宽'指汉末西蜀刘璋政权对土著豪族的政策，'严'指蜀汉政权对土著豪族的政策，'皆误'指他们因此先后失败。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正是他赤诚忠心的表现。关键词：成都武侯祠、'攻心'联、释读与研究。

'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 ……'从公元223年修建惠陵、汉昭烈庙以来，历代文人墨客、达官显贵、圣贤后裔、普通百姓常至此，或怀古访悠，或凭吊先哲，或抒发豪情、或以古鉴今，或陪友赏园，内涵深邃，文化厚重，留下了许多故事，也留下了许多悬念。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的赵藩'攻心'联，便是其中之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；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。　

此联曾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。1958年，毛主席莅临成都武侯祠时，曾对此联注视良久；'文化大革命'期间，毛主席又曾嘱咐当时来川的某位领导观看此联。关于这副名联的研读，学术界存在着分歧。它所涉及的历史内涵，已关联到对蜀汉政权、对诸葛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。笔者欲在过去学术界研究这一课题的基础上，对有关问题作一介绍和新的研究。不妥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一、名联写作背景

　　赵藩（1851--1927），云南大理府剑川县白族人，字樾村，一字介庵。祖、父皆系儒师。藩幼从父学，被乡人视为'神童'；十八岁时曾随族叔、率乡勇与杜文秀领导的回族起义相抗击。他从考秀才到24岁中举，一帆风顺。但此后他五次进京赴考皆落弟。在这些漫长的往返途中，他接触到许多民众，对清末的社会矛盾有了较深的认识。这在他沿途写的诗词中得到反映。这些诗引起了云南上层的注意。他34岁第五次进京考试失败后，云贵总督岑毓英邀他入幕府任职，又聘为家庭塾师[1]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岑毓英病逝后，赵藩尽心尽力为其料理后事，送丧回广西西林，他的儿子们深受感动，特别是其三子岑春煊亲自出面为其请咨，又在经济上支持他进京候选，获光绪帝召见，于光绪十九年入川任四川省筹饷局提调。次年任酉阳直隶州知州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到涪州管官运盐，两月后又督办川东税厘，其才干和政绩受到四川总督鹿传霖的赞赏，有意让他执掌泸州。但鹿在无意中得罪了将军恭寿，恭亲王撤了他的川督。恭寿视赵藩为鹿的人，传话给他，要他出5000大洋拜寿，才让他执掌泸州。赵藩士大夫情结较重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，上书辞官省亲，于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冬返滇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六、七月，八国联军进攻大沽、天津，北京告急，全国紧张。云南总督丁循卿征调赵藩到昆明办理省团务。他七月上任。这时，慈禧、光绪西逃西安。丁循卿为表忠心，派赵藩押送贡品到西安。赵藩在西安遇学生岑春煊。岑当时担任甘肃布政使，主动带领两营人马，把慈禧、光绪一路护送到西安[2]。岑向太后举荐赵藩。慈禧即召见赵藩，让他以道员身份到四川候补。次年春，赵藩二进四川，被派去湖北沙市创设、主管川省驻湖北保商总局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春夏，四川大旱，加上洋人教堂长期横行霸道，广大人民走投无路，仁寿、三台、荣县、简阳、金堂、华阳、长宁、兴文、江安等数十州县都发生了义和拳运动。纷纷揭竿而起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成都石板滩少女廖观音领导的义和拳运动。廖观音（1883--1902），女，在家族中排行第九，人称廖九妹、九娘，因拒缠小脚，又称廖大脚[3]，幼聪慧。在义和拳运动中，她设坛宣传'反清灭洋'教义，自称观音转世，故称廖观音。从者云集。光绪二十七（1901）年在石板滩（今新都石板滩乡）起义，烧教堂，反洋教，波及川西。这支义军多次挫败官军，两次围攻成都。光绪二十八年初，义军前锋曾打到成都督院，震惊全川。慈禧闻讯后，即撤了川督奎俊，另任岑春煊为总督。岑春煊尚未入川，便急调赵藩到成都相辅。岑还未入成都就接管了川省军权，接着指挥官军和团练对义军展开了血腥镇压。过去，其父就以乡勇、团练起家，建团练、带乡勇颇有毒招。首先，他加强了保甲连坐制，特别制定了整顿团练保甲法，规定：若一人参加义和拳，其族人、邻居一并连坐；团练捕治不力，地方发生事端，其首领革职；给义军军火钱米者，均按通贼正法，没其家产入官；团练杀了义和拳人后按杀人多少给赏银、功牌和加官等。这些措施出台后，各地团练、乡勇纷纷卖命镇压义和拳，甚至滥杀充数。义军节节败退。[4]义和拳被迫撤向山区。岑春煊于九月二十五日进入成都，二十八日就在北门昭觉寺斩杀俘虏的义军一百多人。血腥镇压并没有使义和拳将士屈服。岑春煊自已也不得不承认：'前者骈诛，后者踵起'，'今日击退，明日复来，此股击退，彼股又至'[5]。岑春煊又派出大量军队，动员各地团练、乡勇追剿义军。同时，岑春煊还大量罢免、撤换、弹劾各种贪赃枉法的官吏，省内官场人人自危。[6]就在这时，赵藩赶到了成都。他向岑春煊建议实施'新政'，如开办各种新学，培养人才等。岑春煊即任赵藩'行'盐茶道兼管综通省厘金，把当时省府中最重要的两大财源部门交他代管。但当时清廷的一系列巨变，如慈禧掌权、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北京、次年签订的屈辱的《辛丑条约》、他所见的无官不贪、民间普遍的愤恨、各地的起义等，都将一个王朝末年的特征暴露了出来。应该说，赵藩已从其中隐隐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，气数已尽。这大概就是他后来在'攻心'联中隐喻的'势'。他认为岑对土著义军、对省内旧吏（也以土著为主）都过于'严'，便利用各种机会劝谏岑。岑春煊的父亲便以镇压义军和管理吏属部下严厉起家，所谓'跋扈霸才，竟成戡定伟绩'[7] 岑春煊后来的经历证明，他也继承了其父衣钵，也试图在镇压义军和严纠吏属中一显身手。岑与赵虽有师生之谊，但赵藩两次入川为官皆靠他帮忙，加上赵藩现只是一个幕僚，人微言轻，他不可能把赵的话当一回事，仍我行我素，大肆屠杀人民。不久，官军在简阳镇子场俘获义军领袖廖观音，押回成都后很快将其斩杀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赵藩才有了笔谏上司之衷。他得知岑春煊不久后将要陪客人游武侯祠，便在十一月上旬精心写下了这副著名的'攻心'联，派人刊刻好后送到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。岑春煊不日到武侯祠看到此联后，脸色难堪，一语不发。不久，岑因弹压四川功著，在朝廷'京察'时获得'风历、守清、才长、政绩'的最好'考语'，升调两广总督，赵藩却同时被贬到永宁道为地方官[8]。那以后好些年间，川中师爷们、教育界常听人说'师道何道，试看永宁道'[9]，意思是指责学生不敬老师，或者说师道不值得尊严。

二、全面肯定诸葛亮功绩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--名联释读一

　　联文中，'攻心'语出诸葛亮南征时，马谡送行时建议：'夫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愿公服其心而已。'[10] 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曾说：'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。''攻心''心战'是对孙子'伐谋''伐交'之说的提升。'攻心''心战'的范畴更宽，包括计谋斗智、外交策略、民族政策及后世所说的思想、统战等工作。'反侧'，语出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上》：'诛王郎，收文书，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。光武不省，令诸将军烧之，曰：'令反侧子自安。''后来遂以'反侧'指怀有二心而疑虑不安的人。审势即审时度势，认清形势，古人常说的'识时务为俊杰'。但'势'有局部与大局、眼前短暂之势与历史长期趋势等种种区别。这里是统而言之。联文字面可译为：能采取攻心服人的，那些疑虑不安、怀有二心的对立面便会自然消除，自古以来深知用兵之道的军事家并不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；不能正确审时度势的统治者，其政令无论宽、严都会产生失误，后来治理蜀地的人应对此深思啊。上联所涉及的史料典故，即联文的具体内容，学术界对其理解、认识基本是一致的。'能攻心则反侧自消'即诸葛亮征南中（包括今川南和云南、贵州广大地区）时采用了马谡的'攻心'建议（见上），对叛而胜'为最高境界。此语本系对上文的阐述，又暗含典故：诸葛亮平南中后，大量起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， '皆即其渠率而用之' ；当时曾有人向诸葛亮劝谏，诸葛亮却说：'若留外人，则当留兵，兵留则无所食，一不易也；加夷新伤破，父兄死丧，留外人而无兵者，必成祸患，二不易也；又夷累有废杀之罪，自嫌衅重，若留外人，终不相信，三不易也：今吾欲使不留兵，不运粮，而纲纪粗定，夷汉粗安故耳。'[12]此后蜀汉政权在南中的统治才基本稳固。这里充分展示了诸葛亮'知兵'的才智，'非好战'又达到了征服南中、稳定南中、统治南中的目的。对下联的理解和解释，目前学术界还有分岐，这涉及到对蜀汉政权和诸葛亮的评价问题。第一类是从正面肯定诸葛亮的功绩。认为'攻心'联是对诸葛亮治国和作战指导思想的总结[13] 。 '宽'，在这里指诸葛亮对法正的纵容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法正传》载蜀汉建国后，身任蜀郡太守等要职的法正，利用职权，打击报复过去的仇人，甚至擅自杀掉了好几名曾伤害过自己的人。有人对诸葛亮说：'法正于蜀郡太纵横，将军宜启主公，抑其威福。'诸葛亮却说：'主公之在公安也，北畏曹公之强，东惮孙权之逼，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；当斯之时，进退狼跋。法孝直为之辅翼，令翻然翱翔，不可复制，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！'法正献蜀有功，又深得刘备'雅爱'，故诸葛亮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'严'，一指诸葛亮负责制定的刑法。刘备据蜀后，即命诸葛亮率法正、刘巴、李严、伊籍制定法律《蜀科》。其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。史书上说'亮刑法峻急，刻剥百姓，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。'一次讨论时，法正曾说：'昔高祖入关，约法三章，秦民知德，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据一州，初有其国，未垂惠抚；且客、主之义，宜相降下，愿缓刑弛禁，以慰其望。' 诸葛亮却说：'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无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。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济。刘璋暗弱，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羁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。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渐以陵替；宠之以位，位极则贱，顺之以恩，恩竭则慢。所以致弊，实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，荣恩并济，上下有节。为治之要，于斯而著。'[14]陵替，语出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'于是乎上陵下替，能无乱乎？'谓正常的纲纪不能维持，被相互取代。在这里，诸葛亮详细分析了蜀汉初期的'势'，指出：秦朝因刑法过于苛严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导致天下'土崩'；高祖刘邦反其道而行之，仅'约法三章'，便大获全功；但刘璋却过于软弱宽大，蜀中豪族专权自恣，君臣之间连正常的纲纪都没有了，这才导致其统治的结束。蜀汉政权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基础、形势都与高祖时不同，欲与刘璋反其道而行之，'威之以法'，从严治蜀。蜀汉在诸葛亮执政时，对犯人从不赦免。另外，蜀汉第一次北伐时，街亭失守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[15]，也是大家常谈到的诸葛亮从严治军的例子[16]。此外，也有学者认为，这里的'宽严'是诸葛亮《答法正书》论述的中心，即不论宽也罢，严也罢，都要先'审势'，然后才定[17]。关于此说，笔者在此只想提出两点疑问：一，从'不审势即宽严皆误'的语意看，作者在本联显然对它所涉及的'宽'、'严'皆持否定态度；二，如果'宽'是指诸葛亮对法正的纵容，它能让岑春煊学什么、让后人学什么？

三、也谈'不审势'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--蜀汉'兴复汉室'国策质疑

　　我们认为：'攻心'联上联总结了诸葛亮善攻心而不好战的功绩，下联则是在总结、研究刘璋政权和蜀汉政权的失误，研究蜀汉为什么会在三国中最先灭亡。蜀汉的灭亡，看似偶然，其实必然，它是由当时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大势和蜀汉的各种内部矛盾所决定了的。这里仅就蜀汉'兴复汉室'这一国策提出质疑。诸葛亮于建安十二年（207）在《隆中对》中曾谈到他的奋斗理想，那就是'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'；在《出师表》中则表达为'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'。这也是蜀汉政权的国策。该国策是否符合当时形势及其发展呢？东汉末年，宦官专政，外戚争权，官吏贪赃，军阀残暴，官场腐败，政治黑暗；大姓豪族独霸经济，垄断教育，为非作歹；广大人民深受压迫，走投无路，各种起义事件层出不穷。黄巾起义，董卓之乱，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。当此大乱之际，许多有识之士先后感到汉王朝已走向了末路,不可复兴。黄巾起义时，义军便响亮的喊出了'苍天已死，皇天当立'的口号[18]，广大人民认为汉室已经死亡，新的王朝理当兴起。建安初年，汉朝廷中的侍中、太史令王立便指出：'汉祚终矣，晋、魏必有兴者。'他甚至多次对汉献帝说类似的话。曹操知道后，便传话给他：'知公忠于朝廷，然天道深远，幸不多言。'[19] 这无疑代表了曹魏集团对当时大势的判断。建安五年（200），周瑜已认为'承运代刘氏者，必兴于东南'；鲁肃在初见孙权时，也明确指出：'肃窃料之，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猝除。'[20]周瑜、鲁肃的看法，代表了东吴集团对当时形势及其发展的判断。这不仅是认识上的差异，也是三国国策的根本分歧。曹操认识到'汉祚终矣'后，便制定了两步走的国策：第一步，'挟天子以令诸侯'，利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广泛影响，利用汉王朝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残存的地位，扩大自己的势力，统一北方，--曹操毕生只走完了这一步；第二步，正式取代汉王朝，建立魏王朝。东吴认识到'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猝除'后，便在三国中制定了较为中立的国策，重在发展实力，保卫自己，一般不主动出击。蜀汉政府为'兴复汉室'，则不惜一切代价，多次北伐；其次，还比较全面的继承并采用了汉代旧制。应该说，在三国鼎立局面尚未形成之前，在刘备、诸葛亮提出'兴复汉室'口号的初期，这个口号对发展实力、扩大影响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。如在联吴抗曹、赤壁大战、夺取荆州、夺取巴蜀、夺取汉中的过程中，这个口号、这面旗帜对扩大刘氏集团的影响、对团结广大有识之士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。但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，到汉献帝禅位给魏文帝曹丕（220）后，'兴复汉室'的口号已时过境迁，失去了号召力。这也是蜀汉中、后期，几乎再也没什么外地人才前来投奔的主要原因。但蜀汉政府仍抱着'兴复汉室'的口号不放，并动员全国一切力量，三番五次的北伐，显然是'不审势'。正如唐人吕温所指出的：'及高、光旧德，与世衰远，桓灵流毒，在人骨髓。武侯乃欲开季世，振绝绪，论人以本，临之以忠，使人思汉，卒亦不可得也。……乃知务开济之业者，未能审时度势，大顺人心，而克观厥成，吾不信也。'[21] 在这里，吕温认为诸葛亮未能审时度势，大顺人心，最终不可能完成'兴复汉室'的大业。为了'兴复汉室'，蜀汉政府不得不纳一切入战争轨道。蜀汉建国四十余年间，出动蜀国兵力半数以上、即五万人以上的征战约二十次，小规模征战更多。从这一角度看，蜀汉国内的许多政治、经济制度实质上都属'战时军事管理法'。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力、战争需要雄厚的财力和物力，其最简便的来源就是到土著豪族的庄园中去掠夺，杀鸡取卵。这就势必引起土著豪族的反抗。蜀汉政府还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较全面的承袭了汉代旧制。但这些制度有相当一部分在当时已经过时落后，限于篇幅，这里不能全面展开，后文将就职官制度作一阐述。

四、刘璋'宽'、蜀汉'严'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--名联再研读

　　如上所述，蜀汉政权在'审势'上出了偏差，国策有误，纳一切入战争轨道，必然造成许多具体政策的失误。其中对土著豪族的政策，尤为引人瞩目。拙文曾指出，'攻心'联联文中的'宽'指刘璋对土著豪族的政策，'严'指诸葛亮对土著豪族的政策，'皆误'指他们先后因此失败[22]。可再申论如下。这里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当时蜀中的土著豪族。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，到东汉晚期，巴蜀地区的豪族势力已发展到它的顶峰。他们掌握大量钱财，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，形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、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。他们通常以'家'、'族'、'姓'、'宗'等宗族关系为纽带，控制少则几十户、多则几百户、几千户家族徒附，建立起基本队伍。此外，还拥有数量众多的奴、婢。他们还控制或直接参与各级统治，亲自或让子弟出任郡县官府要职；又基本垄断文化教育，所谓'琴棋书画'就是当时提出的豪族子弟的教育标准。大豪族还征服若干中、小豪族；中、小豪族在激烈的竞争中也不得不依附大豪族。其间关系极为错综复杂。故到东汉晚期，蜀中的大豪族可以一呼百应，敢与地方政府、与大规模的起义军相抗衡。比如，中平五年（188）蜀中爆发了以马相、赵祗为首的'黄巾'起义，攻占雒县（今广汉），捕杀州刺史后攻下成都、武阳（今彭山）等地，短期内发展到十余万人；马相自称'天子'。他们还分出一支攻打巴地，不久就打下江州（今重庆）。面对这次起义，官军节节败退，几无抵抗能力。但犍为豪族贾龙却率家兵，多次击败义军后，又召集溃散的官吏、军队等，最后消灭了义军。刘焉死后，刘璋接任益州牧的初期，刘焉旧部赵韪企图夺权，便带领土著豪族的武装一直打到成都城下。在刘备攻打汉中之际，蜀中豪族马秦、高胜率部曲数万人叛乱，打下郪县、牛鞞（今简阳）、资中等县城，威胁到蜀汉统治的腹心地区[23]。这些都表明当时蜀中豪族势力已是一股极为重要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力量[24]。这里还要着重指出，到三国时期，北方的豪族势力因'黄巾起义'、'董卓之乱'、及长期的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已受重创，巴蜀地区因战事相对较少，豪族势力保存最好。面对巴蜀的豪族势力，刘璋政权与蜀汉政权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对策。刘焉、刘璋父子曾割据益州26年（188--214），其中刘焉6年，刘璋20年。在刘焉时期，对当地的土著豪族尚采取了一些较为严历的措施。刘璋时期，特别是'赵韪之乱'后，对土著豪族则一味迁就。如南郡枝江人董和担任成都令时，曾严格限制豪族所为。当地豪族便联合要求刘璋调董和到外地。刘璋听命，准备调董为巴东属国都尉。这时成都的一些官员又出来相携请愿，要求留任董和，刘璋又俯首听命，将其留任。法正通过长期的观察，认为刘璋过于'懦弱'，以致于不得不寻求新主[25]。在邀刘备入蜀、并被刘备夺蜀的过程中，更表现了他的鼠目寸光和软弱无能。诸葛亮在总结刘璋政权失败的教训时，也认为：刘璋过于暗弱（见前）。毫无疑问，刘璋政权是'治蜀'史上因'宽'而'误'的典型例子。蜀汉政权在建国之初，也未能正确的审时度势，在制定国策时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，因'严'而误。其主要表现在：一，刑法峻急，过严。如上文所说，诸葛亮立法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对土著豪族'威之以法'，致使'君子小人咸怀怨叹'。从理论上说，一种法律的'严'并不专门针对某类人或某一种势力，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很有针对性。首先这个法的具体内容有很多是专门针对'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恣'制订的；其次，当时实际上执法的人，即当时掌有实权的官吏队伍，主要是刘备、诸葛亮从外面带来的'荆州人士'和刘璋留下的也是从外面带来的'东州士'。由于各种利益的冲突，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土著发生若干矛盾，利用职权、利用法律打击土著豪族成为这个集团的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。史籍中有关例证太多，此举一个。如蜀郡豪族常房，因其担任了益州从事的官职，在土著豪族中很有影响。建兴元年，南中叛乱爆发前夕，常房奉命巡察牂柯郡（今贵州）。他得到牂柯太守朱褒即将叛乱的可靠情报，便收捕朱褒的主簿拷问，致死。朱褒举兵攻杀常房，又上书反诬常房造反。诸葛亮不加察证，便诛杀了常房四子，还把他的四个弟弟流徙到越嶲（今西昌）。但朱褒仍参与了叛乱。对此，史学大家裴松之认为是'妄杀无辜，以悦奸逆，斯殆妄矣！'[26]。二，仕途上排挤、限制土著豪族。要认识这一点，应对三国职官制度有一初步了解。面对当时土著豪族势力空前发展的现实，魏、吴、蜀采用了不同的职官制度。曹魏的豪族势力虽然较弱，仍创建了'九品中正制'：由朝廷选拔各地'贤有识鉴'的大族名士为一郡或一地的'中正'，推荐其同籍士人，分为九品，朝廷据此授官，即完全抛弃了汉代官制，从制度上保证了豪族的入仕途径。到三国中、晚期，曹魏政权能新人辈出，能最后一统天下与此当有很大关系。东吴虽未从官制上进行大的改革，但主要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国家，故能得到土著豪族的普遍支持；在每遭外侵的关键时刻，豪族中的杰出人才都能站出来保护自身和国家利益，故其政权能多次击败曹魏、蜀汉的大规模进攻。蜀汉仍采用汉代察举、征辟旧官制（蜀汉的许多制度都沿用汉代旧制），即由上级官员考察、推荐、提拔、使用下级官员，其实质是朝廷、州、郡官府中掌实权的人说了算。汉代旧制是建立在'一家五口'这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，到东汉晚期豪族经济高度发展后，它早已不适应。大量史料表明，蜀汉各级政府的实权主要是控制在刘备从荆州带入的基本队伍中，在巴蜀内地（盆地内）职官任用上，一直是排挤和有控制地使用土著。许多人'终刘氏之世，官位不尽其才。'（《华阳国志》卷10）。只是在南中等边疆地区才较多地任用了豪族。蜀汉政府无视巴蜀土著豪族的巨大实力和潜力，不得'人和'就可想而知了[27]。蜀汉察举、征辟官制，也为来自荆楚统治者的子弟入仕提供了保证。他们的弟子在蜀汉中、后期普遍担任要职，也普遍高职低能，少有建树，无力挑起老一代交下的重担[28]。蜀汉的制度却硬把这副重担压在他们肩上，结果既毁了国家，又害苦了这些儿孙们。如在和平时期，其弊尚难即现，但在天下纷争，彼此生死搏争之际，很快就会导致国亡族灭。三，从经济上刻剥、打击土著豪族。刘备入蜀后，军用开支无所出，用刘巴的建议，铸造'值百'大面额钱，即同样大（或更小）的一个铜钱，因有'值百'二字，就相当于过去一百个'五铢'钱的购买力。相传刘备甚至取帐钩铸钱。'数月之间，府库充实'。政府开支、军用开支很快就解决了。铸大额钱的实质是掠夺存钱者。益州豪族受害最大。他们过去存的数量极为宠大的现金--五铢钱，竟在一夜之间相应的贬值一百倍！政府开支、军用开支的财产不可能从天而降，实质上都是从豪族那里掠夺而来。刘备的这一招曾引起孙权的羡慕。东吴於嘉禾五年（236）开始铸'一当五百钱'，'当千钱'，'值二千'、'值五千'等大面额钱。由于土著豪族的激烈反对，孙权很快妥协，于赤乌九年（246）下令收回大面额钱。孙权的这一转变，表明他确实是一个极能'审势'的政治家。而蜀汉却坚持铸造值百钱，直到它最先灭亡。此外，蜀汉政府还实行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经济措施。如在相当长时期内，在全国范围内禁酒；又设置 '司盐校尉'，实行盐铁专卖；设置'司金中郎将'，主管各种金属的采矿和治炼[29]。这些经济领域过去皆由土著豪族控制，这些措施无疑极大地侵害了豪族利益。蜀汉政府在法律、仕途、经济等多方面打击、限制土著豪族，客、主矛盾尖锐化。对此，熟悉蜀中形势的法正曾非常担心，要诸葛亮重视'客、主之义，宜相降下'（见上），但反受到了批驳。蜀汉政府不得'人和'的代价是沉重的。如土著豪族常发动武装叛乱。见于记载的大规模的叛乱有：建安二十二年（218）郪县豪族大姓马秦、高胜率家兵打下郪县、牛鞞、资中三县城[30] ；章武二年（222）底，汉嘉太守举郡反[31]；建兴元年（223）南中诸郡先后叛乱，以致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帅重兵赴南中平叛；建兴五年（228）广汉绵竹'山贼'张慕等反[32]；建兴十一年（233）'南夷'刘胄反[33]；延熙三年（240）越嶲民族数反（同上），汉嘉'蛮夷'反，向宠前往征讨，战死[34]；延熙十年（247）汶山'平康夷'反[35]；延熙十一年（248），涪陵属国民夷反（同上）；延熙十三年（250），涪陵豪族徐巨反[36]。另外还有更多的中、小规模的叛乱没见于文献记载。益州土著遭排挤、受打击，自会不满。许多土著名士不愿出仕，冷眼旁观。如杜微'常称病，闭门不出'[37] 。另一些人虽然出仕，却不问政事，消极敷衍。如成都名士杜琼，在出任各种职时都'阖门自守，不与世事。'，所谓'小隐在山，大隐在朝'，此之谓也。一些人则用种种形式表达不满。诸葛亮死后，土著名士李邈公开对后主说：'今亮殒殁，盖宗族得全，西戎静息，大小为庆！'[38] 。蜀郡人张裕甚至公开说'岁在庚子，天子当易代，刘氏祚尽矣。'[39] 。杜琼、谯周等甚至公开预言蜀汉政权必被曹魏灭亡。在其统治的中、后期，后继无人，缺少人才，成为特别突出的矛盾。所谓'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当先锋'，便是其缩影。荆州外来集团、益州土著豪族、益州民族上层这三股势力犹如一鼎三足，支撑着蜀汉大厦。民族上层这根支柱，在诸葛亮平南中后稍稳，但土著豪族这根支柱则始终在摇晃。大厦的基础失去了平衡。蜀汉政权能以一州之地对抗曹魏、东吴四十余年，在自守之余尚能多次主动进攻，它反映出'天府之国'中的土著豪族长期以来确实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，同时也反映出蜀汉政府对土著豪族掠夺的程度。正因如此，景耀五年（262）邓艾率轻军从阴平道攻蜀，爬山涉水七百余里突然出现在阴平后，土著豪族皆聚族自保，坐山观虎斗，根本没想到要帮助政府。他们的这种态度与东吴豪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蜀汉大厦仅受此轻轻一击就塌下了。其承受能力之弱，在我国古代史中是罕见的。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，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。所谓'民能载舟，亦能覆舟'，在此得到了最形象的写照。三国历史（184--265）很短，但其人物、故事在整个汉文化圈中影响却很大，根本原因在于三国文化的特征是将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相结合，刀光剑影下见忠义仁孝，计谋诡诈中分慈惠宽严。'攻心'联正是从这一特征入手，将儒家文化和兵家文化的精髓融于一联，高度概括地提炼了诸葛亮、蜀汉政权及刘璋政权的成败得失，笔谏岑春煊要'攻心''审势'，要认识到清末犹如汉末，已到了'不可复兴'的地步，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大势，所定治蜀政策无论宽、严都会'皆误'，同时也提醒后人在治蜀、治国时借鉴刘璋和蜀汉的教训，要特别注意'攻心'和'审势'，故为世人高度重视。最后，本文还想指出，诸葛亮是三国群英中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相结合的最高典范，本文探讨'攻心'联所包含的文化内涵，探讨蜀国为什么会在三国中最先灭亡，分析其'治蜀'大政中的某些失误，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更深入的认识、研究诸葛亮，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形象。应该说，以'兴复汉室'为蜀汉国策正是诸葛亮作历史上典型'忠臣'的必然选择。按儒家文化的观点，朝廷有难，皇上有难，甚至是不可挽回的，也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挽救，这才是忠臣。诸葛亮又何曾不知汉室'不可复兴'？但他仍然要为此奋斗终生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正如唐代著名散文家孙樵所指出的一样：'赤帝子火炽四百年，天厌其热。洎献尽矣。武侯独愤激不顾，收死灰于蜀，欲嘘而再燃之，难乎为力哉！'[40]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更表现了他的赤诚忠心，更表现了儒家文化对他的熏陶影响。这也是后人不仅把诸葛亮作为智慧化身、更把他作为忠臣楷模的原因所在，这也是后人视蜀汉为三国正统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
后记2001年6、7月，李春城市长三次陪客人来到我馆，多次谈及'攻心联'的释读与研究问题，对此联的不同解说尤感兴趣，指示笔者要认真研究，拿一种较权威的成果出来。本文初稿原将重心放在'宽''严'的研究上，李市长阅读后，认为关键是'审势'，认为诸葛亮及蜀汉政府首先是在'审势'上出了问题，才产生了'严'的错误；其次，诸葛亮此误与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，是一个可爱的错误。这一极富专业性的见解，使笔者茅舍顿开，二稿时新增了第三节等。7月29日，李市长在二稿上批示：'建议据此精心提炼一解说词正式使用。'在此，笔者衷心感谢李市长对本文的指导。

注释

[1]岑毓英（1829--1889），字彦卿，号匡国，广西西林人，秀才出身，因组织乡勇'击土匪'有功，被提为县丞，咸丰六年（1856）率乡勇到云南助攻'回匪'，后署宜良知县，继署知府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率军援昆明，署理云南布政使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任云南巡抚，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镇压回民起义建功，次年署理云贵总督。不久转任贵州、福建巡抚。光绪九年（1883）授云贵总督，次年奉命抗击法军，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从越南撤军回国。《清史稿·列传二百六》有传。

[2]岑春煊（1861--1933），岑毓英的第三子，原名春泽，字云阶，举人出身，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任甘肃布政使不久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主动率军护送慈禧等至西安，升陕西巡抚，后历任四川、两广、云贵总督，以善于镇压起义著称，颇得最高统治者赏识。1907年调邮传部尚书，因与袁世凯争权，被解职。1911年，四川兴起保路运动，清廷再调他任四川总督，未赴任。辛亥革命后，他长期在西南活动。1916年护法运动期间，他与梁启超在广东成立军务院，任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权。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，次年串联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，排挤孙中山，自任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。1920年被粤军驱逐，晚年寓居上海、苏州，著有《乐斋漫笔》。

[3]川省旧俗，女孩子只有小名，不正式取名字。

[4]《巴县档案》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五日'岑春煊告示'。

[5]《巴县档案》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。

[6]《清史稿·凤全传》说：'岑春煊性严历，喜弹劾，属吏鲜当意。

[7]《清史稿·岑毓英传》。

[8]赵藩于辛亥革命前弃官回滇，为云南独立效力。1913年被选为众议员，入京主持临时议会，不久回滇，力赞其门生蔡锷等发动的护国运动；后任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，1920年任云南省图书馆馆长，曾编纂《云南丛书》，加入过'南社'，诗文有《向湖村舍诗初集、二集、三集》、《向湖村舍杂著》等。

[9]转引市仁《武侯祠名联和岑春煊》，《成都掌故》566--572页，成都出版社，1996年。

[10]《三国志·蜀书·马良传》附《马谡传》裴注引《襄阳记》。

[11]

[12]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《汉晋春秋》。

[13]程毅中：《一副知人论史的对联》，《光明日报》1999年2月4日。

[14]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蜀记》。